【世界科幻動態(tài)】2021年科幻研究期刊摘要（二）

《科幻研究》（Science Fiction Studies）

創(chuàng)刊于1973年的《科幻研究》是科幻研究領域最負盛名的學術期刊，由美國德保羅大學（DePauw University）出版，每年三期，其學術選題一直以來都是該領域內的風向標。

在《科幻研究》2021年第3期中，以色列海法大學（University of Haifa）亞洲研究系教授邁克爾·達略特-布勒（Michal Daliot-Bul）介紹了19 世紀晚期的日本科幻小說。他從明治維新的歷史背景出發(fā)，討論了西方科技對日本文學產生的深遠影響，強調了科幻小說在日本文學史中的重要地位。在論文中，達略特-布勒詳細解讀了1882年出版的日本科幻小說《遠航無數星界》（Voyage to Innumerable Star Worlds），并特地指出了小說作者貫名駿一的武士身份。達略特-布勒認為，小說成功建構了一個科技加持下的無政府主義烏托邦，表現出科技現代性對政治話語的顛覆，這體現出日本前武士階層在新的歷史語境中的自我反思。

美國貝茨學院（Bates College）環(huán)境研究助理教授泰勒·奧斯汀·哈珀（Tyler Austin Harper）從生命進化和物種滅絕的角度出發(fā)，重新詮釋了赫伯特·喬治·威爾斯（H.G.Wells，又譯H·G·威爾斯）的經典作品《時間機器》（Time Machine，1895）。他首先指出，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許多學者都結合維多利亞時期英國的政治和經濟基礎，對威爾斯的小說進行過細致的研究，但這些研究很大程度上都忽略了威爾斯對人類未來的憂慮，以及他對人類滅絕的文學想象。在此基礎上，哈珀介紹了英國政治家愛德華·布威-利頓（Edward Bulwer-Lytton）的小說《即臨之族》（The Coming Race，1871），認為《時間機器》回應了《即臨之族》所提出的政治議題，勾勒出一種“后達爾文主義式”（post-Darwinian）的生態(tài)模式。

新西蘭坎特伯雷大學（University of Canterbury）英語文學博士研究生卡拉·肯尼迪（Kara Kennedy）討論了“香料”（spice）在《沙丘》系列中的敘事價值。她強調，香料是《沙丘》中最重要的貿易物資之一，作者弗蘭克·赫伯特（Frank Herbert）在創(chuàng)作過程中，也融入了他對現實世界經濟、生態(tài)、宗教和地緣政治的觀察和思考?？夏岬蠈ⅰ渡城稹分械南懔腺Q易與毒品走私、礦物開采等經濟生產模式相聯系，指出了人類的“攫取主義”（Extractionism）所帶來的生態(tài)威脅。值得一提的是，肯尼迪的專著《〈沙丘〉宇宙中的女性主體》（Women"s Agency in the Dune Universe）也在2021年由帕爾格雷夫·麥克米倫出版社（Palgrave MacMillan）出版。

美國知名作家、紐約州立大學拿桑社區(qū)學院 （Nassau Community College）英語系教授薩拉·霍西（Sara Hosey）從女性身體出發(fā)，討論了影視劇《勝利大決戰(zhàn)之最后戰(zhàn)役》（V: The Final Battle，1984）和紀錄片《無聲尖叫》（The Silent Scream，1984）中對墮胎的刻畫?；粑髡J為，兩部作品的敘事核心都是待產的胎兒，而母親的身體在很大程度上被視為客體。母親自身的主體性與胎兒相比，顯得無足輕重。在論文中，霍西針對這樣的敘事方式提出了尖銳的批評，指出了兩部作品在技術層面對觀眾的誤導。在霍西看來，當女性僅僅被看作“胎兒的母親”時，她們自身的政治和社會參與便被消解，成為某種性關系或家庭關系的附屬。

冰島大學（University of Iceland）英語系教授格雷戈里·艾倫·菲利普斯（Gregory Alan Phipps）以哲學和現象學為基礎，分析了美國作家威廉·斯利特爾（William Sleator）《最后的宇宙》（The Last Universe，2005）中的量子力學概念，包括薛定諤的貓和多世界詮釋。菲利普斯認為，《最后的宇宙》向年輕讀者系統(tǒng)地介紹了量子物理學的基本原理，但同時也提醒讀者，未來不是單向度的，而是游離于無數種可能性之中。量子力學中的不確定性能夠幫助讀者理解道德、身份、性別等社會或政治議題中的模糊性，從而理解后現代社會中的權力關系。

新墨西哥大學（University of New Mexico）墨西哥和西班牙族裔研究助理教授瑪利亞·戈麥斯（Myrriah Gómez）首先介紹了“奇卡諾未來主義”（Chicanafuturism）這一概念，用以指代墨西哥裔美國科幻作品中的未來主義敘事。她著重探討了羅紹拉·桑切斯（Rosaura Sanchez）與比阿特麗斯·皮塔（Beatrice Pita）合著的《月球勞工 2125— 2148》（Lunar Braceros 2125-2148，2009），并仔細詮釋了故事中的勞動政治。在小說中，由于環(huán)境的放射性污染，傳統(tǒng)的異性戀家庭逐漸瓦解，而在此基礎上，主人公莉迪亞成為一名“混血賽博格”（Chola Cyborg，其中“Chola” 一詞代表西班牙人與美洲土著的混血女性后裔），她在故事中的種種經歷，也象征了新自由主義體系下美國土著社區(qū)所面臨的困境。

獨立學者詹娜·坎貝爾（Jenna Campbell）從語言學的角度出發(fā)，研究了金·斯坦利·羅賓遜（Kim Stanley Robinson）《極光》（Aurora， 2015）中的生態(tài)女性主義1敘事。她詳細剖析了小說中的飛船意象，強調了個體身份認同從“主體” 到“集體”的轉變?；诜▏穹治鰧W家拉康和美國性別研究專家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 的相關理論，坎貝爾進一步論證了“身份連續(xù)體”（identity continua）對主客體二元對立的顛覆，并以此引申出生態(tài)女性主義者對“可持續(xù)性”和 “去人類中心”的建構。

值得一提的是，天津藝術職業(yè)學院文化管理系副教授劉健和蒙大拿州立大學現代語言文學系教授李樺共同發(fā)表一篇綜述文章，詳細梳理了2015—2020年有關中國科幻的研究成果。他們的視野并沒有局限在像《科幻研究》《外推》（Extrapolation）這樣傳統(tǒng)的科幻研究期刊，而是廣泛收集其它領域的相關文獻材料，包括收錄于《翻譯研究》（Journal of Translation Studies）、《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中國社會史》（Monde Chinois）等權威期刊的文章，以此體現中國科幻“跨學科”研究的可能性。

《外推》（Extrapolation）由英國利物浦大學出版的學術期刊《外推》是科幻研究領域的權威之一，創(chuàng)刊于1959年。與《科幻研究》相比，《外推》目前每期刊發(fā)文章數量較少，只有三到五篇，從而使其文章質量一直保持較高水準。

在《外推》2021年第3期中，西班牙薩拉哥薩大學（University of Zaragoza）英德學院助理教授瑪利亞·費爾南德斯-米格爾（María FerrándezMiguel）從創(chuàng)傷研究和后人類主義出發(fā)，解讀了美國作家帕特·卡迪根（Pat Cadigan）的賽博朋克小說《合成人》（Synners，1991）。她強調，小說中的賽博廢土世界蘊含著突破當下、建構未來的可能性，但為了實現這些可能性，人們既不能追尋數字空間中純粹的“技術超驗”（Technological Transcendence）2 ，又不能全盤否定數字技術對人類社會的影響。因此，費爾南德斯-米格爾認為，《合成人》中對于半機械人和網絡虛擬現實的描寫，在人類與后人類之間構建了一個第三空間，這將成為后人類研究的關鍵領域。

英國劍橋大學歷史和科技哲學系博士研究生朱家立（Leo Chu或Chia-Li Chu）以日本作家虛淵玄的《沙耶之歌》（2003）和《魔法少女小圓》（2011）為例，研究了科幻與奇幻作品中的“關懷”（Care）理念。他首先介紹了法國哲學家德里達對“禮物”的界定、斯蒂格勒對“信息熵”的探討，以及日本精神分析學家土居健郎對“撒嬌”（甘え）情結的系統(tǒng)性梳理。在朱家立看來，“關懷”總是與當下的技術背景和經濟體系緊密聯系，可以為人類提供一種基于“負熵”3的希望（Neganthropic Hope），以此在“人類世”末日圖景中覓得前往未來的方向。

美國弗吉尼亞理工大學（Virginia Polytechnic Institute and State University）科學、技術與社會學院博士研究生克里斯滕·庫普曼（Kristen Koopman）介紹了有聲劇《歡迎來到夜谷》（Welcome to Night Vale，2012至今）及其衍生作品《吞噬！》（It Devours!，2017）中的 科學家形象。她認為，傳統(tǒng)科幻作品中的科學家往往分為兩種，即英雄科學家和瘋狂科學家，而這兩種形象在故事角色卡洛斯身上融為一體。雖然在卡洛斯身上我們仍然可以看到白人中心主義和男性沙文主義的特征，但他最終擺脫了這些陳規(guī)和枷鎖，展現出了女性主義所強調的“情境性”（situatedness）和“社群主義” （communitarianism）。

英國倫敦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比較文學博士研究生呂廣釗以法國哲學家福柯的“異托邦”（Heterotopia）4理論為進路，探討了陳楸帆代表作《荒潮》（2013）中的農民工社群，闡述了城市化和市場化進程中，外來人口與本地居民的矛盾。小說中“垃圾人”在經濟層面對故事中的貴嶼作出了卓越的貢獻，但這些貢獻卻沒有為“垃圾人”贏得應有的權利和尊重。他們被貴嶼當地居民視為邊緣群體，在“不穩(wěn)定無產者”（precariat）這一階層中占據主導地位。如此一來，《荒潮》在其生態(tài)敘事中融入了對中國近三十年來經濟模式的反思。而由市場帶來的社會分層、資源分配不均等種種現象，已經成為中國 勞動密集型城市所需面對的重要問題。

《基地》（Foundation）創(chuàng)刊于1972年的《基地》由利物浦大學負責運營。目前，《基地》與諸多其他科幻組織保持密切聯系，包括阿瑟·克拉克獎委員會（The Arthur C. Clarke Award）、喬治·海耶研習營（The George Hay Lecture）以及科幻大師班（The Science Fiction Masterclass），等等。同時，《基地》也與《科幻研究》和《外推》一同并稱為科幻研究的“三大刊物”，是該領域最權威的學術平臺之一。

在《基地》2021年第3期中，荷蘭萊頓大學（Leiden University）文學系碩士研究生加布里埃爾·伯羅（Gabriel Burrow）介紹了前蘇聯著名科幻作品《路邊野餐》（Roadside Picnic，1972），作者是斯特魯伽茨基兄弟（Arkady and Boris Strugatsky）。故事中，神秘的外星訪客降臨工業(yè)小鎮(zhèn)哈蒙特（Harmont），它們留下的外星科技成為了軍隊、商人、政客和科學家趨之若鶩的對象，每個人都想從外星人“造訪帶”中分得財富和聲名。伯羅強調，彼時蘇聯的文學創(chuàng)作處于政治高壓之下，因而斯特魯伽茨基兄弟只有以抽象的、隱晦的、模糊的敘事方式，才能夠傳遞出他們的政治理念。

馬耳他大學（University of Malta）殘疾研究系高級講師安-瑪麗·卡盧斯（Anne-Marie Callus）和兒科學副教授維克多·格雷奇（Victor Grech）以電影《威尼斯癡魂》（Don"t Look Now，1973）和《雨人》（Rain Man，1988）為例，討論了文學和影視創(chuàng)作中的殘疾敘事“超人”情結。他們認為，諸多科幻作品中的殘疾人都會被賦予其他的“超人力量”，用以彌補他們的身體缺陷。但是，這樣的敘事方式卻陷入了另一種“能力歧視”（Ableism），只有以外部力量修正身體失能，殘疾人才能夠取得相應的政治和經濟權力。由此一來，文學作品中殘疾人的超人力量，反而適得其反，讓殘疾人本身處在了更加邊緣化的位置。

塞爾維亞貝爾格萊德天文臺（Astronomical Observatory Belgrade）天體生物學教授米蘭·M·西爾科維奇（Milan M. ?irkovi?）以奧地利哲 學家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和波蘭科幻作家斯坦尼斯勞·萊姆（Stanis?aw Lem）的相關論述為基礎，研究了“預測未來”中的歷史主 義（Historicism）元素。他強調了波普爾和萊姆所共有的哈布斯堡（Habsburg）5文化背景，指出了他們對科學“預測性”的否定態(tài)度。西爾科維奇詳細解讀了波普爾的《歷史主義的貧瘠》（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1956）以及萊姆的《調查》（The Investigation，1958）、《浴缸中的記憶》（Memoirs Found in a Bathtub，1961）、《索拉里斯星》（Solaris，1961）、《外來學大會》（The Futurological Congress，1971）等知名作品，并從中闡釋出二人對科技決定論的批判性反思。

英國?？巳卮髮W（University of Exeter）電影與電視研究系講師艾丹·鮑爾（Aidan Power）以電影《安尼亞拉號》（Aniara，2018）為例，分析了歐盟為應對氣候變化和移民危機做出的政治與經濟決策。他首先介紹《安尼亞拉號》改編自瑞典作家哈瑞·馬丁松（Harry Martinson）的同名史詩（1956），顯示出冷戰(zhàn)時期人們對于核武器與 核災難的恐懼。同時，鮑爾也指出，《安尼亞拉號》也向觀眾預示新時代的生存斗爭。隨著“人類世” 對人類影響的日益深化，幾世紀以來歐洲和北美國家通過殖民擴張所建構的世界體系也面臨動蕩。在這樣一種充滿變化的歷史時期，每個人都需要重新審視歐盟對現代性的解釋，以及由此蘊含的宏大敘事。

悉尼大學（University of Sydney）宗教研究博士研究生塔拉·B·M·史密斯（Tara B.M. Smith）同樣從 “人類世”的角度出發(fā)，討論了《沙丘》中的生態(tài)敘事。她介紹了詹姆斯·洛夫洛克（James Lovelock）提出的“蓋亞假說”（Gaia hypothesis），強調了星球上有機生命體和無機環(huán)境之間的自我調節(jié)。她認為，作者弗蘭克通過對人物和景觀的刻畫，宣揚了生態(tài)保護的必要性，也警示了環(huán)境惡化給人類帶來的危險。

英國華威大學（University of Warwick）天文和天體物理學準教授伊麗莎白·斯坦威（Elizabeth Stanway）通過漫畫英雄形象丹·戴爾（Dan Dare），介紹了人們在不同歷史時期對太陽系 “可居住性”的不同理解。她選取了“丹·戴爾”系 列早期的三部作品，即《金星之旅》（Voyage to Venus，1950—1951）、《紅月之謎》（The Red Moon Mystery，1951—1952）和《流放水星》（Marooned on Mercury，1952—1953），并對比了同系列2016年的有聲劇作品。斯坦威發(fā)現，21世紀的讀者和聽眾不再相信水星或金星具備生命存在的條件，因此“丹·戴爾”系列針對讀者科學素養(yǎng)所進行的改編顯得尤為重要。

《科幻電影電視》（Science Fiction Film & Television）《科幻電影電視》是利物浦大學在《外推》和《基地》之外運營的第三本科幻學術期刊，主要關注科幻影視劇集、視覺藝術及多媒體傳播，創(chuàng)刊于2008年，目前每年出版三期。

《科幻電影電視》2021年第3期發(fā)表一期特刊，主題為“生物特性與生態(tài)環(huán)境”，客座編輯是美國奧羅拉大學（Aurora University）英語系助理教授布里吉特·巴克利（Bridgitte Barclay）和南達科他礦業(yè)及理工學院（South Dakota School of Mines and Technology）人文學院副教授克里斯蒂·蒂得維爾（Christy M. Tidwell）。

首先，巴克利從生物進化和滅絕的角度出發(fā)，討論了電影《黑湖妖譚》（Black Lagoon，1954）中的怪物形象。巴克利認為，《黑湖妖譚》質疑了人類中心主義的歷史敘事，同時也批判了西方中心主義下的殖民入侵和種族清洗。通過顛覆人類主導的“中心—邊緣”結構，電影向觀眾展示了殖民主義人類學對當地文化和生態(tài)群落的入侵，表現出一種“去中心化”的敘事特征。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布洛克波特分校（The College at Brockport，SUNY）電影研究助理教授卡特·索爾斯（Carter Soles）對比了“哥斯拉” 在不同版本影視作品中的形象，并聯系《侏羅紀公園：失落的世界》（The Lost World: Jurassic Park，1997），研究了二者之間的敘事互文。同時，索爾斯還強調了“哥斯拉”作品中人類對環(huán)境的干涉，包括20世紀50年代法國在法屬波利尼西亞的核試驗，在電影中，人類的環(huán)境破壞造成了大量生物變異，并以此反噬人類自身。

波特蘭州立大學（Portland State University） 原住民研究助理教授卡莉·西蒙斯（Kali Simmons） 以1979年美國電影《預言》（Prophecy）為例，探討了美國白人、黑人和原住民之間復雜的種族關系。基于自己“奧格拉拉·拉科塔”（Oglala Lakota）6的民族背景，西蒙斯強調了《預言》中白人至上主義對原住民土地、身體和精神的壓迫和監(jiān)控， 批判了影片內在的刻板印象。

印度海得拉巴英語和外語大學（The English and Foreign Languages University）碩士研究生迪亞約蒂·拉伊利（Dibyajyoti Lahiri）從本土神話和民俗傳說出發(fā)，介紹了印度電影中的生態(tài)敘事。他認為，S·尚卡爾（S. Shankar）導演的電影《寶萊塢機器人2.0：重生歸來》（2.0，2018）是印度生態(tài)電影里程碑式的作品，標志著從神話范式到環(huán)境主義范式的文化轉變。拉伊利以美國哲學家唐娜·哈拉維（Donna Haraway）的“人類動物” （Humanimmal）、法國哲學家保羅·利科（Paul Ric?u）的“三重模仿”（Threefold Mimesis）7以及詹姆斯·克里夫（James Clifford）的“旅行文化”（Traveling Cultures）為基礎，詳細解讀了2.0 的機器人神話敘事，以及印度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政治和文化演變。

美國杜利大學（Drury University）語言與文學系副教授凱文·亨德森（Kevin Henderson）研究了大衛(wèi)·林奇（David Lynch）導演的影視劇集《雙峰：回歸篇》（Twin Peaks: The Return，2017），并對比了同系列前序作品，以此強調《回歸篇》獨特的 生物敘事。同時，亨德森也詮釋了作品中的先鋒性與模糊性，探討了政府、軍隊和地方執(zhí)法部門在生態(tài)、環(huán)境等相關議題上的矛盾。

理海大學（Lehigh University Bethlehem）英語系教授唐恩·基特利（Dawn Keetley）以不同時期的三部影視作品為例，即電影《原子怪獸》 （The Beast from 20,000 Fathoms，1953）、《解凍》 （The Thaw，2009）和電視劇《雪鎮(zhèn)疑殺》第一季（Fortitude，2015），探討了人們對于冰凍怪獸的想象。他認為，這三部作品與背后的政治語境聯系緊 密。發(fā)行于20世紀50年代的《原子怪獸》蘊含了人們對于核威懾與核打擊的擔憂，而在更近的兩部作品中，我們能看到導演對“人類世”“全球資本主義” 等概念的批判性探索，顯示出人類與其它生命“主體”之間權力關系的變化。

最后，本期特刊另一位客座編輯蒂德維爾則強調了病毒與微生物在氣候變化過程中對人類的潛在威脅。她以電影《血色研究站》（Blood Glacier，2013）為例，介紹了微生物給人類帶來的基因突變，并且討論了影視作品中“人類”的去主體化過程。同時，蒂德維爾還從“優(yōu)生學”的 角度出發(fā)，強調了變異嬰兒的政治隱喻，在她看來，嬰兒的變異顯示出一種德勒茲式的“生成”（becoming）力量。隨著人們對“人類世”的反思日益深刻，傳統(tǒng)的權力關系也被重新建構，這為酷兒群體（queer）、后人類等的曾經邊緣社群勾勒新的未來圖景。

作者：呂廣釗，倫敦大學學院（UCL）比較文學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中英科幻文學、烏托邦、英國當代政治經濟。

注釋：

1 生態(tài)女性主義是女性主義和生態(tài)批評的理論結合，旨在解構男性中心、西方中心、人類中心等二元論所內在的“中心—邊緣”權力體系。

2 通俗意義上，“超驗”即“超越經驗”，用以指代人類經驗世界“之外”或“之上”的空間，這樣的空間超越了人類認知范圍，因而無法認識，無法理解。賽博朋克小說中的數字空間對人類來說，就是無法理解的超驗存在，人類只有向賽博格、后人類轉向，才能真正理解這一概念。

3 “熵”指的是一個系統(tǒng)“內在的混亂程度”，而根據熱力學定律，自然狀態(tài)下“熵”只會增加，不能減少，因而一個系統(tǒng)只能越來越混亂，其蘊含的能量逐步退化。“負熵” 即熵增過程的逆反，由此得以重構尚未實現的或然性。在中國科幻作品中，糖匪的短篇小說《無定西行記》很好地詮釋了論文中提到的“負熵希望”。

4 “異托邦”指代由軟性邊界建構的“他性空間”（Space of Otherness），這一空間遵循與相鄰空間不同的社會范式 和權力關系，不同的“異托邦”之間也能夠相互連通。在福柯看來，典型的“異托邦”包括學校、醫(yī)院、監(jiān)獄、養(yǎng)老院等，但我們可以將這一概念推而廣之，視其為一種特殊的空間結構。

5 此處指哈布斯堡王朝（公元前 6 世紀—1918 年），是歐洲影響力最大的王室之一，首都位于現奧地利維也納，其疆域曾覆蓋奧地利、匈牙利、德國、波蘭、瑞士、意大利等國家。波普爾和萊姆都有在維也納的生活經歷，雖然在萊姆旅居維也納時，哈布斯堡王朝早已覆滅，但其文化仍然深刻影響了萊姆的創(chuàng)作。

6 “奧格拉拉”是“拉科塔”人的七個氏族之一，大部分人口居住于美國南達科他州“青松嶺印第安保護區(qū)”（Pine Ridge Indian Reservation）。

7 “三重模仿”是保羅·利科在《時間與敘事》（Temps et Récit）提出的敘事學理論，其中第一重模仿是日常生活中對經驗敘事的前理解，第二重模仿指代敘事的自我構造和編碼，第三重模仿指的是敘事對現實的重塑?；诖耍七M一步指出，敘事對生活的“摹仿”可分為三個階段， 即“預塑”（prefiguration）、“塑形”（configuration） 和“重塑”（refiguration）。

（排版：張馨木 編輯：齊鈺 審定：鄒貞）

標簽： 博士研究生 科幻作品 研究助理